设备老旧供用电形势紧张

说起四川电力工业发展的30年，原四川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何荣钦感慨万千。

何荣钦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中国的电力工业体制进入了改革探索时期，四川电网得到迅速发展，但仍不能赶上用电企业发展的脚步，供电能力显得力不从心。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四川省仅有220千伏变电站4座，配网线路1万多千米，全省发电装机总容量200多万千瓦，且水电装机容量超过了火电机组，其中火电最大单机容量仅10万千瓦。

发电设备和供用电设备以中、小型机组为主，不仅老旧，还全是高耗能设备。何荣钦介绍，当时基本建设费用十分紧缺，根本没有多余的资金购买新设备来替换，变压器漏油还要继续使用，发1千瓦时的电量需耗费1公斤左右的煤，尽管如此，发电设备也只能强行运行。虽然发电设备每天24小时不停地在发电，发电能力却相当低，电仍然不够用，并且由于设备陈旧而造成的电能质量差这一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电能质量一差，电动机无法正常工作，末端电压地区连灯泡都点不亮。发电机组长期处于强行低赫兹转动（国家标准规定汽轮发电机每秒钟转动50圈为合格，少于或多于±0.5都算不合格）如此一来，不仅影响电能质量，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汽轮机叶片折断，损坏发电机组。因此，有时为了让发电机组得到暂时的休息，不得不强行停掉一些企业的供电，以换来片刻的喘息机会。

同时，由于没有备用发电设备，发电机组根本无法停下来检修，再加上长期的带病运行而加剧了设备老化，造成了发电设备长期不能安全稳定发电，电厂和电网事故频发，安全生产只能是昙花一现。

缺电分电会成了“吵架会”

何荣钦告诉记者，由于缺电，当时四川省每一年都会召开两次分电会。会议聚集各地市州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专员和各电业局局长一起讨论用电指标分配问题，这其中既要分电力，又要分电量，每一项都会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分完电以后，还会在每家用电企业的供电线路的开关上安装一个限电器，当分配到的电量用完以后，开关就会自动跳开，供电也就立即停止。这样的分电会每年有两次，电算是勉强分到了，但是依旧不够用。因此，每一次的分电会议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吵架会”。每一次，大家都会为多分到一些电而争得面红耳赤。

因为当时发供电形势紧张，因此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重发轻供不管用”，何荣钦说，话虽如此，但是每一年，最让他头疼的事情还不是这些而是保供电问题，居民和企业的用电、农业生产资料用电、军工用电、出口产品保供电等问题都得安排妥当，每年一到3月份，又要考虑到枯水期农业提灌用电问题。这期间，要是中途遇到哪个单位、企业提出保电要求的时候，又必须重新分配供电。

技术落后自动化程度低

众所周知，现在的继电保护是无触点的微机保护，自动化程度高，运行、维护、调试都很方便。而在当时，何荣钦说，继电保护是有触点的自动化，线路和设备出现故障以后，需要人手拿镊子，在金属弹簧片式的触点上，一遍又一遍地进行调试，以求更加精确，因为受损的线路和设备都是反复使用的，因此每一次遭受雷电袭击或者其他故障以后，都将对其做新一次的试验和调试，然后继续使用。

带电作业在当时已经得到各个电业局的普遍运用，但是也仅仅局限于10千伏线路。据何荣钦回忆，1984年，荣昌县一处110千伏变电站的汇流母线发生故障，必须执行检修，可一旦停电检修将会对重庆、永川等大片地区造成影响。因此，何荣钦要求内江电业局执行带电检修任务。当时内江电业局没有能够执行此项检修任务的带电作业人员。在打听到当时只有宜宾电业局有此项技术人员的时候，何荣钦立即从宜宾电业局抽调出两名带电作业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当年的带电作业服装并不像如今一般具备整套屏蔽服装，上衣、裤子、帽子、手套、短袜、鞋子及相应的连接线和连接头一应俱全。当年的带电作业服装只是简单的铜质金属衣和绝缘手套以及绝缘帽。为防止意外发生，何荣钦还专门带了两名医护人员守在现场。当带电作业人员在拆除母线连接线时，“哗”的一声放电声和随之而来的长长电弧光，把一旁的女医生吓得大声尖叫。

何荣钦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20年，是四川电网最为艰难的发展和转型时期，经济、技术、设备都无法跟上用电需求越来越大的步伐，难以适应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电力逐渐成为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直至1998年二滩送出工程并网发电以后，缺电形势才开始逐渐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