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因素发力油价破百
美国因素主导高油价
国际油价再次让全球专业机构尴尬。
2月20日，纽约3月原油期货价格达到100美元。据纽约交易所提供数据显示，3月合约价格高点100.10美元，而合约最终收于100.01美元，其首次收于100美元上方，创下新记录。
此前1月2日，这个2008年全球首个交易，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出演重要角色的油价，大幅飙升至100美元。
短短50天内，国际原油价格先后两次剽悍地冲上100美元，这不但比专业机构在年前作出“2008年下半年国际油价上扬到100美元”的预测大大提前，且“全年在70美元高位区间浮动”的判定也将有可能改变。
对此番国际油价的新高，分析人士认为主要与“德克萨斯炼油厂发生爆炸、欧佩克可能减产以及委内瑞拉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等相关因素有关联。此外，作为非洲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受到冲突而导致原油产量已降20%也起到影响。
综观近年来的国际油价变动，尤其是油价大幅飙升，其影响有其一定的市场偶然性，并在短时期内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产量与需求、金融与投机、国际政策与美元疲软等衍生性因素，是不断助推油价持续走高的必然性。
在当下，国际油价大涨的核心作用是美元贬值政策的因果。而事实上，面对当下的双赤字，美国处于保持美元的“信心价值”，惟有通过控制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石油资源，让其控制的石油资源起到美元内在价值的信心作用。
有专家指出：“双赤字下流向全世界的包括膨胀的石油美元在内的美元方能具备支付手段与储备货币的功能，美国才可能通过出口货币、进口财富实现对全世界的财富大转移，即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落后国家“的剩余价值无形中转移到美国居民和国库中。”
去年底，OPEC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不同寻常的第三次OPEC首脑峰会。在峰会期间，一些OPEC成员国部长在私下对记者表露，这几年国际石油价格是在美国因素“主导调控”下持续走高的。
统计数据表明，2001年下旬，国际油价为每桶20美元左右；到2003年初，油价上涨接近每桶30美元；到2004年初，国际油价突破40美元关口；到2006年初，油价接近每桶60美元；在刚过去的2007年，先后突破80美元、90美元大关。
高油价与弱美元，从表面上看像是对冲基金等投机力量在“借道行车”，而其背后操控者恰恰是美国当局以及相关机构。有专家强调：“美国充分运用自身影响力和主导性，以市场作用调侃石油价、忽悠消费心理。”
正基于此，我们清楚地看到：纽约石油市场从2001年至2006年的6年间，国际油价上涨幅度达到118%，年平均价格水平从25美元上涨到66美元。
中国全球化面临升级
此番“油价破百”，并不大概像业内期许是“暂时地摸高”。记者以为，2008年是一个以“次高油价”向“高油价”过渡的开启，这无疑在诠释“从此以廉价能源维持现代繁荣的生活将宣告结束。”
国际高油价，正在一步步给加速接轨世界的中国带来压力与挑战。而仔细观察一下，无论是一些政府部门还是一些业内机构，关注多是国际高油价对中国产业造成的直接影响，大都局限于微观经济领域。
每逢高油价降临，我们的目光便集中到工业生产和生活成本，而运输业和出租司机首当其冲成为“疼爱”的对象。除去由财政部门拿出一定数额的补贴以外，价格部门更准许以提高运价来弥补内亏。
接下来，农业、林业、化工、发电等等与原油或成品油相链接的行业，都享受到临时出台的倾斜政策的阳光普照。而这一、二年来，更有所进步，关注飙涨对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预防运价的上涨最终引发各种消费品的涨价。
客观地说，对高油价这样一个思维模式与运行方式，与国内现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有着深刻的关联。依据国家发改委在去年出炉的“原油加成本”的成品油定价体系，以布伦特(B ren t)、迪拜(D ub a i)和米纳斯(M i-n a s)三地原油价格为基准，加上炼油企业一定的利润而产生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机制。
尽管这比此前的定价机制与国际接轨程度有所提高，但成品油价格依然受到政府严格控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
正由于此，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在国际高油价下，以通常低于国际油价一半，去制造完成输到全球的各种产品。而欧美发达国家在享用这些颇为廉价优质的商品时，还大加指责中国为自己企业“补贴”。
正因为此，这种“就事论事”使我们不能把眼光放得更远，以宏观的角度去审视高油价引发的中国战略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发生石油危机，当时国际油价为20美元左右，给美国经济造成重创，几乎差点真的死掉。”IDC大中国区总经理郭昕对记者说，“而现如今，国际油价早已翻番，从40美元到了100美元，美国经济依然并未出现垮掉的迹象。”
来IDC前，郭昕为全球著名的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对美国政治架构与经济运行十分了解。“目前，美国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之上的超真实的联合组装体，其大脑长在自己头上，而心脏是中国或印度或东南亚。而负债创造了美国经济的增长，营造了高油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低利率和金融工具的活跃惯性。”
郭昕坦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方式要升级。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追求的是产品经济，将玩具、服装、鞋、家电、计算机等最终产品与美欧的最终用户粘连。这种方式，当美欧经济增长时我们受益，而当其衰退时我们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临国印度是以中间产品与业务流程镶入美欧，如在一个大的银行，其客户呼叫、客户结算中心等由印度提供软件。这种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的方式，显然其抗风险能力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