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就在今年年初传出珠三角“上千鞋企关门”“两万港企或倒闭”的传闻后，这两周来，有关“长三角企业出现倒闭风潮”的消息又 被过滤广告
　　传得沸沸扬扬。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浙江，温州据传“已有20%的企业倒闭”，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增幅大大回落，而台州的龙头企业飞跃集团更是深陷上亿元的民间债务泥潭……

　　作为经济活力的体现，中小企业的现状，让人不能不对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产生忧虑。从本月4日起，中央领导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这些沿海省市，展开密集调研。而外向型经济和企业生存，正是此次的考察重点之一。毫无疑问，来自基层的经济异动，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高度关切———

　　支玲琳：今年以来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非常令人关注。以温州为例，现在的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周德文：我想纠正一下，温州没有出现什么“20%企业倒闭”，这是外界的误解。事实是，有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但这和倒闭完全是两个概念。因为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这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在订单减少、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选择了放慢生产速度。在温州，真正倒闭的企业是很少的。

　　当然，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严峻的。因为如果有超过10%的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了困难，说明整个大环境出现了问题。据我所知，温州企业的情况还是要比外界好得多，在珠三角、环渤海湾等地，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支玲琳：一直以来，中小企业都被视为草根经济的典范，因为有着强大的韧性，所以能够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下来。但是为什么今年以来，很多就不行了呢？

　　张军：有外部的因素。其实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学界的一个主流看法就是，中国接下来的经济会遭遇高通胀，尤其是成本推动型通胀的蒸发。再加上国际油价、粮价暴涨所带来的全球性通胀的影响，成本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所以广东、浙江、福建等等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当然，也有企业自身的因素。我们的出口导向型企业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但是就大多数而言，还只是一个工厂，只有投入产出，功能非常单一。长期以来，虽然市场高度竞争、边际利润很低，但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资金都非常便宜，所以还可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运转维持下去。但是现在，一旦外部成本不能控制，就会传导到生产的各个环节。看似强韧的草根经济，其实并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在这轮成本危机中暴露无遗。

　　周德文：就我所了解的，外部因素对企业影响很大。一个是次贷危机，像温州企业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都有出口，但现在是海外货款难收、出口份额减少。第二，人民币升值，像温州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低成本低价格竞争，对出口是非常不利的。第三，原材料上涨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像铜在过去半年间由原来的每吨2万元上涨到7万元。

　　支玲琳：不知两位有没有测算过，这半年间企业成本究竟上升了多少？对于企业运行来说，这样的冲击究竟是怎样一个当量？

　　周德文：大概是15%左右，这个当量可能是致命的，像我们这些企业本身利润就很薄，不过是5%-8%。如果说成本上升还不至于把利润都吃掉，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利润可言。至少在温州，现在的企业不是求发展，而是求生存。很多企业主都说，今年能保持不倒就已经很不错了。

　　张军：我也认为是不低于15%-20%。这个程度最好的描述方式，也是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一个词，shock（震荡），可以说是一种休克式的冲击。

　　就像上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对当时很多的经济体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成本挤压是可以传导和蔓延的，今天我们看是10%、20%的企业受到了影响，但再过两个月，
可能就会波及到20%、30%。所以，我们要动态地看这个问题，因为成本会像流水一样，只要没有闸门，就会往前流，而且很快就会波及到相关行业。我们不能低估这样一个局面的发生，以及可能对经济基本面蚕食的一个影响。

　　支玲琳：面对当前困境，可能的态度有两种：一种很悲观，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活力的体现，如果它不行，那么是不是预示着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一种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对此应怎么看？

　　张军：今天我们的制造业受到这样一个重创，其实是在侵蚀经济的基本面，这一点一定要承认。而且可能会复制得很快。当然，我们可以给一点“速效救心丸”，通过一些税收、信贷或者其他的短期财政政策进行支持。但是长此下去，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就个体而言，很多企业就这样倒掉，可能是一种没有办法逃脱的命运；但是从总体考虑，我们应该意识到，要从这样一种涅?重生中寻求新经济环境下的企业生存之道。其实，只要政策运用得当，可能只要三五年，产业结构就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其实对于抵抗外部成本上升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可以获得补贴和廉价资源的时候，企业很难有这样的动力和压力。所以对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提高来说，我认为，现在可能倒是一个机会。

　　另一方面，三十年了，一些加工型企业的制度为什么还不发生变化？为什么还是一个工厂？很多的老板并不是企业家，他们只是能够把一个产品模仿出来、生产出来，但是他并不知道，一个公司该怎么运作。真正的公司，生产只是其业务的一部分，它还有资本层面的一些运作，比如融资的能力，这样它在市场上就会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比单一的工厂要强得多。所以通过这样的危机，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企业家出不来？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宏观的战略性的思考，包括怎么看未来五年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怎样来提升产业结构，怎样建立更多的现代公司，这个需要高层在政策上有所谋划。

　　转型当然是痛苦的。而且从全国范围来讲，可能不是有多少企业能够存活下来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能就是另外一波企业的崛起，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身转型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应对不力，很可能有一些区域就此被取代，而新一波的企业将崛起在别处，这个现在都很难讲。所以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因为这场危机，很可能会改变现有企业成长的经济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