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证券报认为,紧缩力度不能继续深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理应延续。今年以来,宏观调控一直遵循投资与出口的“加减法原则”:上半年海外经济体复苏,贸易盈余反弹,政府支出和企业投资可以相对减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指向收缩;下半年外生需求逐渐减弱,外贸盈余增速降低,这要求社会总支出增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宜停止操作层面上的收紧。
但身处三十年增长大周期的“尾巴”,我们看到短期调控和长期增长的多层次“两难”: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迫使我们重拾旧模式,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本身贴现了远期增长,如果因放松而导致操作不当,产业积弊和负债隐患可能加剧,严重影响未来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人均GDP刚刚达到3500美元,又临近人口结构实质性转折的关键阶段,必须以较快速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意味着对增速亦有要求。本轮危机后全球总需求下降一个台阶,一旦对内持续收紧,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系统性下滑风险。
正是如此复杂的处境引发了对政策操作的争议,消除分歧只能有待经济形势明朗,但中国证券报认为至少可以先厘清两个问题。
2011-2015年中国杭州房地产市场深度研究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首先,忍受增速下降不利于转型。我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仍是最重要的主题。增速下降可能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无益于破解转型中遇到的阻力。相反,应继续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过去三十年以来的宝贵经验,也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
其次,刺激和转型并不完全矛盾。增长是转型的基础,刺激与转型之间可以兼容。日本的经验显示,七十年代后期传统行业出现复苏性增长,支撑经济反弹,而同期新兴产业顺势获得了巨大发展,并自此正式成为日本经济的主导力量。在增长中转型,以转型促增长才是正解。
我们赞同最近的调控措施,比如一手限制“两高一资”等产业投资增长,一手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有利于延缓全社会资本回报率下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消化过剩行业存量产能,最终使经济增幅不至于下降得过大。
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包含更多的公共产品支出,比如医疗、教育、住房和税收减免。重要的是,缺位者自动补位,政府和企业让利于民。这不同于传统概念上的投资——短期形成需求、长期形成供给,而是对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的投资——短期形成供给以补平隐性供需缺口、长期则可提升全社会可持续的良性需求。
我们并非要“消灭凯恩斯”,而是要“超越凯恩斯”。经济上升时期更有利于转型政策布局,关键还是在于政策能够居安思危,在这一点上,决心和智慧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