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林社”是日本一家以宣传农机为主要内容的报刊社，其社长岸田义典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岸田义典先生就开始为中日农业机械化交流与合作而奔走，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岸田先生先后多次访华。“新农林社”旗下公开出版的报纸《农机新闻》所刊登的文章，内容在许多方面与本报颇为相似，本报于2007年与《农机新闻》建立了合作关系。近日，岸田义典先生再次来到中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访问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高元恩先生，与他探讨中日两国在新时期农机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事宜。借此机会，本报记者对岸田先生进行了专访，听取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机化发展的评价，并了解了他对中日农机化交流的看法。此后，本报还将节选刊登岸田先生于近期为日本《农机新闻》撰写的关于日本新时代农业机械化现状与展望的社论。
中国农机化导报：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曾经多次访问中国。据本报了解，您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第一次来到中国。30多年过去了，您是否还记得第一次访华时的情景？您对中国农机化发展如何评价？
岸田义典：是的，我想我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7年。当时我的行程并不太长，只访问了北京、河北和陕西等地。恕我直言，我认为当时中国的农机化水平不高，以我看来，80％的农民都很贫穷，还没有从手工劳作中解放出来。但在我1985年第二次来华访问时，一切都不同了。那次我的行程更长，访问了北京、上海、陕西和新疆等地。我认为当时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令我十分震惊。虽然当时的机械不见得有多么先进，但普及率比1978年时高了太多太多。这两次访问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农机化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中国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1985年之后，我对中国的访问越来越频繁，中日农机界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紧密。我当时就曾经呼吁日本的农机企业尽快建立与中国的联系，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凡是当初就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发展势头大多良好，特别是去年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市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我认为中国近30年农业机械化的进步是非常巨大的，当然，也尚存在不小的提升空间。
中国农机化导报：本报在2007年曾经采访过您，当时是在中国现代农业装备国际展览会上。记得您当时曾经指出，中国农机产业规模很大，但产品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大家往往相互抄袭。您认为中国农机企业在设计、生产阶段的研发有待加强。这也是您刚才所说的“尚存在不小的提升空间”所指之一吧。现在，3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厂商是否有所进步？
岸田义典：同质化和互相抄袭的现象非常不利于行业发展，只能把厂家带入恶性竞争的死胡同。当然，在确保产品质量、构建销售网络和完善售后服务等方面，优秀的企业是类似的；而在产品定位、经营理念等方面，好的企业都应该拥有自己的风格。在日本，基本不会出现农机企业之间互相抄袭的现象；据我观察，近一段时期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此外，我一贯非常强调零配件产品的质量问题。你知道，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根木条。同样的道理，对于农业机械来说，如果某个不起眼的零配件出现问题，就会给整个机器带来严重的影响。像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这样的机械，需要多种多样的零件，要求这些零件全部由一家企业自主制造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整机制造企业在外购零件和整机组装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控制质量。
中国农机化导报：本人曾经拜读过您为《农机新闻》撰写的一篇社论《日本次世代农业》，感觉您对农业机械化在整个农业中起到的作用理解非常深刻，对未来农机化走势的判断也非常具有前瞻性。
岸田义典：农业，在广义上说是人与人周围的生命体的协调，其协调作用的结果是，森林繁茂、环境优美，其中最重要的是获得食品、源自生物的能源、棉花、还有被称作羊毛的纤维、来自森林的木材，另外还有诸如以中药方式提取的生药等等。大自然的恩惠让人类通过以农业的工作方式获取，弯弯的小溪，甘甜的河水都是其作用结果之一。因此，农业是生命系的相互作用。生命系需要方方面面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以手工作业而是通过机械和设施来完成的，这就需要新的农业机械和农业设施等。我写那篇社论的目的是通过对于世界生态系整体上的认识以及农业与环境的关系来看日本的现状，抓住政治变革的机遇，大家一起努力找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及生产的手段。我认为有必要借此机会召集农机业界的相关人士，向日本新政权就对新农机业的政改提出建议，利用新的政治体制全力推进新农机事业。摆脱日本农业的困境，要靠新农业机械化，而新农业机械化的实施要靠我们农机产业界的同仁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