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强管理到规范管理的微调，预示着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曙光已现 　　每年入夏以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都要从北京坐飞机南下，到福建农科院的水稻试验田里来呵护自己的“宝贝”。 　　这个“宝贝”，就是他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多年试验的抗虫水稻。 　　在他看来，只待农业部一纸批文，这种可以抵抗大多数虫害的水稻品种即可上市。但包括他在内，没人知道这纸批文什么时候会姗姗而至。 　　“一个品种从开发到上市，起码要七八年，但到了最后阶段还是很难通过。”他对《财经》记者抱怨说。 　　朱祯研究的这个水稻品种，转入了来自豇豆的基因。由于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欧盟等不少国家仍存争议，曾经有望在2005年上市的中国转基因水稻，其商业化日程表也已经被一推再推。对于把水稻作为主食之一的13亿中国人来说，转基因水稻的大面积商业化推广，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 　　不过，种种迹象显示，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命运最近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已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这一总预算超过200亿元的专项，将是建国以来中国投资额最大的单项农业科研项目。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8年4月，农业部历时将近一年终于完成了对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修订方案的调研。 　　最终形成的看法是，应该在科学、安全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原先过于复杂的审批程序，缩短转基因作物上市的过程。 　　技术革命 　　所谓转基因，就是将人工分离修饰过的来自另外一种生物的外源基因，导入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这种新兴的生物技术，可以克服传统嫁接及杂交技术存在的不确定性，通过定向进化方式培养农作物。它可以根据人的需要，赋予农作物新的特性，例如，提高农作物抵抗病虫害、耐干旱、耐盐碱、抗除草剂的能力，甚至使其具备特殊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 　　1985年，刚刚在中科院遗传所做了两年实习研究员的朱祯来到美国田纳西大学，成为一名助理研究员。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当时新兴的转基因技术。就在两年前，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作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刚刚在美国问世。 　　此后不久，中国也把生物技术列入国家高技术攻关“863”计划，并开始进军这一领域。据《财经》记者了解，经过20多年的研究，中国已经获得抗病毒的转基因烟草、番茄、马铃薯、小麦、玉米等植物，并成功地将苏云金芽孢杆菌（Bt）杀虫基因导入棉花和水稻，获得了抗虫棉和抗虫水稻。 　　早在199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等人，就从苏云金芽孢杆菌亚种中分离克隆出Bt基因，启动了中国转基因抗虫棉的商业化生产之路。 　　至1997年，该中心的Bt棉最终获得农业部商业化生产许可。同时，美国岱字棉公司的抗虫棉品种也通过审定，被正式批准在河北、安徽两省商业化推广。自此，中国转基因农作物终于从实验室走到了大田之中。 　　作为棉花生产大国，中国棉农一直深受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侵袭，损失惨重。转基因抗虫棉出现之后，很快以良好的抗虫性赢得了青睐。到2002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总面积的47％；2007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80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69％。 　　在全球范围内，不仅棉花，多种转基因农作物早已经遍地开花。自1996年，转基因番茄正式上市后，转基因大豆、玉米等也都先后上市，成为人类餐桌上的新选择。目前，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总面积已达1.143亿公顷，相当于1996年面积的67倍。 　　而在中国，据《财经》记者了解，除了转基因棉花，获得商业化批准的转基因作物也已经包括了棉花、矮牵牛、番茄、青椒、杨树和木瓜等。 　　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却出现了漫长的僵局。 　　水稻如何增产 　　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这种判断既来自历史深处的惨痛记忆，更来自于现实的考量。 　　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通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众多农业科技人员的努力，中国的水稻单位产量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从1975年到2000年间，中国水稻产量从每公顷3.5吨提高到了6.2吨。或许正是杂交水稻的贡献，才使得中国在水稻种植面积从3650万公顷下降到了3000万公顷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总产量的稳步增长。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种增长开始遭遇瓶颈。虽然部分水稻专家仍然希望通过新的杂交水稻技术来进一步提升产品，但在不少人看来，现有的杂交水稻技术提高产量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朱祯对《财经》记者坦言：“下一个目标，应该是转基因技术。” 　　2002年至2004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调查发现，在中国试验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湖北和福建农村，转基因抗虫水稻的采用使农户每公顷农田平均减少80％的农药施用量，而产量平均高出6％。 　　在湖北试种的，是华中农业大学的转入Bt基因的“汕优63”；在福建试种的，就是朱祯研发的转入CpTI基因的“II-优明86”。这两种稻种，都以在中国南方普遍使用的两种杂交稻种为“母本”，Bt基因来自土壤中苏云金芽孢杆菌（Bt菌），它会自然产生一种毒蛋白，杀死多种以谷物为食的螟蛾科害虫；CpTI基因来自豇豆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基因，能使害虫难以消化。 　　这两种转基因水稻，以及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与上海复旦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合作的双价CpTI/Bt转基因水稻，被普遍认为是中国转基因水稻中最接近“突破点”者。 　　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林拥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1997年起，华中农大就开始了抗螟虫转基因水稻研究，培育的转基因水稻的抗螟虫效果达到95％以上。1999年，开始进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和申报工作，并于2003年至2004年完成生产性试验，目前这种抗虫水稻“正处在第三方验证阶段”。 　　“如果转基因水稻能够商业化生产，意义不会亚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黄季 焜强调。 　　环境风险 　　不过，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邵建成对《财经》记者表示，从2004年起，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在每年两次的例会上，都要讨论是否批准转基因水稻的问题，但至今仍“无一得以通过”。 　　转基因水稻之所以迟迟难以上路，在于水稻作为主粮的地位，决定了在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上，必将面对比任何其他作物都要严格的检验。邵建成也对《财经》记者强调，中国现在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监测，比任何食物的监测都要严格。 　　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卢宝荣，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74名委员之一。他告诉《财经》记者，对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主要考虑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 　　环境安全方面，主要关注的实际上是基因漂移的影响。外源转基因一旦通过天然杂交或种质渗入非转基因植物品种，就会导致该植物非转基因品种的混杂和污染，从而引发不可逆转的生态后果。和卢宝荣同为安全委员会委员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王华林的概括十分精辟：这种技术出发点是好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但危险是不能预计的。 　　早在2001年，转基因番茄、棉花刚刚开始商业化未过几年，美国生态学会就发布警告，称转基因生物可能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因此，该学会要求对转基因生物的风险做出科学的评估，在向环境中释放这些生物之前，采取慎重措施。 　　2001年，湖南农业厅王仁祥发表的对中国转基因棉花的调查也显示，棉花主要通过以昆虫为媒介传粉，在较近距离内有相当高的异交率。在棉花地的周围1米处的异交率可达11％。随着距离的增加，虽然异交率逐渐递减，但一直到距离该地块50米处，仍有低频率的异交（0.03％）。 　　由于在100米之外，就没有再发现这种现象，当时的结论是：只要科学规范管理，中国棉花Bt基因的漂移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安全性问题。但事实上，规范管理在实践上恰恰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2002年至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对种植转基因棉田的河北省和安徽省进行了四次实地考察，发现当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非常混乱。虽然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2002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都作出了严格规定，但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得到严格实施。 　　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个-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十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在种植。但让人忧虑的是，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的，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在薛达元看来，如果转基因水稻的管理也一样混乱不堪，其对环境的损害，很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然，卢宝荣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作物的异交率不同，基因漂移程度不同，所以在环境释放上遵从个案原则。对于水稻来说，它是风媒自花传粉，漂移的距离非常有限，仅20米-30米左右，远小于棉花的可能漂移距离。 　　调查发现，在没有任何空间隔离的情况下，转基因水稻1米以内基因漂移的频率是1％；而在5米内漂移的频率，则仅是万分之一。所以只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水稻的基因漂移可能性非常低。 　　但他也同样提醒说，转基因水稻管理上的难度，或许一点都不亚于转基因棉花。毕竟，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远高于棉花。 　　食品安全 　　当然，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更关心的问题是：转基因作物在引入外源基因后，尤其植入针对害虫具有毒性的蛋白之后，是否会给人类带来过敏和毒性？ 　　1998年，英国的阿伯丁罗特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幼鼠食用转基因土豆后，会使内脏和免疫系统受损。尽管英国皇家学会不久就宣布此项研究“充满漏洞”，但这一话题仍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1999年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一位教授的论文，指出蝴蝶幼虫等田间益虫吃了撒有Bt玉米花粉的菜叶后会发育不良，死亡率特别高。 　　不过，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傅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Bt玉米中转入的是一种来自于苏云金杆菌的基因，它只能导致鳞翅目昆虫死亡；因为只有鳞翅目昆虫有这种基因编码的蛋白质的特异受体，而蝴蝶恰恰也是鳞翅目的一种。 　　“人类及其他的动物、其他昆虫均没有这样的受体，所以无毒害作用。”他解释说。因为Bt农药已经作为绿色农药推荐使用了几十年，至少从现有的试验还看不到对人有任何影响。 　　当然，Bt基因并不是转基因的全部。2005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被喂饲了转基因豌豆的小白鼠的肺部产生了炎症，并据此叫停了历时十年、耗资300万美元的转基因项目。 　　这种转基因能使豌豆生产淀粉酶抑制剂蛋白质，从而对象鼻虫等害虫产生抗性，而中国的转CpTI基因抗虫水稻所转入的CpTI基因与澳大利亚转基因豌豆所转入的基因相似，目的是让水稻产生蛋白酶抑制剂从而达到抗虫效果。因此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其安全性尤其值得担忧。 　　不过，朱祯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应说。虽然其转入的CpTI基因也来自豇豆，但却与澳大利亚转基因豌豆来自不同的部位。实际上，中国在转基因水稻上使用的CpTI更安全。 　　对于这种担忧，卢宝荣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评价上，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个案原则，就是每一例转基因食品具体进行分析；另一是风险效益平衡的原则，两害相较取其轻。毕竟，有的时候也许大量使用农药的危害更大。 　　“我们的评价，比任何传统食品的评价都严格得多。”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任邵建成对《财经》记者强调。目前在中国审批中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最长已做了两年的慢性毒理试验，从目前的数据看，涉及的公众担忧的问题都没有出现，各种疑虑已被一一否定。 　　正在从事转入Bt基因的“汕优63”研究的华中农业大学研究员林拥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他们先后进行了转基因稻谷小鼠、大鼠毒理试验、抗营养因子试验、蛋白酶消化试验等，“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冲刺在即 　　根据2002年1月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规定，凡在中国境内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进口活动必须进行安全评价。按照三个类别、四个安全等级和五个阶段进行报告或审批。 　　在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上市前，需要经过五道关卡，分别是实验室阶段、中间试验阶段、环境释放试验阶段、生产性试验阶段和最后审批阶段；由于每个阶段都需要一到二年的时间，所以一个品种在上市前，需要七到八年的层层审核。 　　目前中国批准进口的转基因作物，包括大豆、油菜、棉花、玉米，批准商业化种植的有棉花、矮牵牛、番茄、青椒、杨树和木瓜。由于大豆原产在中国，出于原产地品种保护的目的，中国一直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 　　2001年4月1日，日本政府要求所有转基因食物都必须经过安全检验，同时转基因成分超过5％的食物，执行强制性标签制度，“星联”玉米等转基因成分被禁止。之前，2001年3月1日，韩国政府也颁布了转基因食物强制性标签制度，并于2001年9月1日严格执行，出售食物需要出示证明文件，显示其转基因成分；任何公司被发现标签上有错误信息，将处以重罚。 　　欧盟对于转基因作物的态度一直非常慎重，欧盟《新种食物法》针对各类转基因或含转基因成分食物，监管食物销售及实行标签制度。转基因动物饲料及由转基因饲料养育的动物的监管，亦在规划及讨论阶段。欧盟目标是，所有转基因产品的基因成分可以被追踪。 　　不过从最近的情况看，欧盟的态度也有所松动。今年3月8日，欧盟委员会批准了转基因玉米MON863进入欧盟动物食品市场，这也是欧盟自2001年开始执行有关安全推广转基因产品的指导性法令后，批准投放市场的第二个转基因农产品。 　　但欧洲各国的农业大臣，目前并没有就是否同意进口转基因玉米和西红柿达成一致。虽然其意见倾向于批准，还是把最终的决定权留给了欧洲委员会作出。 　　对于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研发者来说，也希望为漫长的等待设立一个更加明确的期限。 　　“我们也不希望无限地等下去，因为一个品种有更新换代的问题，现在水稻品种更新换代时间大约三到四年；一个现在很有优势的品种，若干年后就可能丧失或降低其竞争力了。”林拥军解释说。 　　或许，中国科学家的等待也不会太久。因为在2007年年中，中国已经把发展转基因作物的16字方针从“科学规划，积极研究，稳步推进，加强管理”，悄然调整为“加快研究，推进应用，规范管理，科学发展”。 　　在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卢宝荣看来，这无疑代表了一种积极的变化。 　　毕竟，在转基因作物上，涉及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都是转基因作物最积极的推崇者。随着此前坚定反对者欧盟立场开始松劲，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指出，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中国也有了一些微妙变化。 　　不过，卢宝荣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谨慎的态度并没有改变。2008年4月底，在农业部转基因安全委员会今年的第一次例会上，虽然对几个成熟的转基因水稻品种进行了不同阶段的评价，但是“还是没有一个通过（商业化门槛）”。 　　虽然认证的流程可能被简化，但同时，认证的标准也正在被强化。据悉，原来的转基因水稻常会含有一种抗生素标记基因，用来检测是否转进去；但万一这种基因转移到肠道的细菌上，就会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而根据农业部最新的要求，任何对生产没关系的基因都不要带，以避免非预期结果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