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两会期间，互联网＋仍然是一个最为热门的话题。如果站在更高一点，从历次产业革命发展趋势来看，目前阶段正是中国互联网＋发展最关键的时期。
现代中国崛起于工业3.0时代，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国内涌现出大量独角兽企业，中国信息化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令世界侧目，互联网已经构成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敲门砖。
从工业革命的阶段性看，蒸汽机革命是工业1.0时代，电气化是工业2.0时代，信息化是工业3.0时代，互联网＋则是工业4.0时代。从历次工业革命持续的时间看，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进入到电气化时代用了超过150年，电气化时代走进信息化用了不到一百年，信息化产业革命到互联网＋则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众所周知，目前世界正处在第三次产业革命到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互联网作为工业3.0和4.0时代的颠覆性技术贯穿始终。两次产业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3.0时期的互联网属于工具性质，成为传统产业拓展产能和改变技术的核心。4.0时代的互联网早已不单纯是工具，借助3.0时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以及移动端的普及，4.0时代的互联网已经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转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新产业。因此，工业3.0和4.0又可被形象比喻成＋互联网与互联网＋的差别。换句话说，以前的信息化是传统产业加上互联网，以后的产业主体将变成互联网传统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的互联网公司作为一个特指概念将不复存在，因为全社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互联网公司。
从产业革命的历史发展观看，几乎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产生新的世界强国。蒸汽机革命让英国声名显赫，电气化时代则让德国首当其冲，信息化当属美国。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正是全球各国跃跃欲试积极投入到新产业革命的特殊时期，在互联网产业领域内，出现了中国和美国两大领头羊。现代中国崛起于工业3.0时代，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国内涌现出大量独角兽企业，中国信息化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令世界侧目，互联网已经构成新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敲门砖。
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和第四次革命中间区域，从互联网作用的角度看，这可以被称为“互联网的二次革命”。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属于3.0和4.0两次产业革命的衔接期，哪个国家或哪个产业能从新时期产业革命中脱颖而出，都将取决于这段时间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中国政府对4.0产业变革的重视程度当属世界首屈一指。从习总书记提出世界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个基本原则，到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制造＋互联网；从互联网＋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到互联网峰会落户乌镇；从“双创”工程方兴未艾，到十三五规划的宏图设计；从政府的大量政策支持，到互联网法治日益完善，都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和企业对互联网＋产业革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毫无疑问，互联网＋产业革命布局中，中国已经取得头筹并极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GDP全球第一和“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然而，在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同时，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必须得到关注，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甚至阻碍产业革命的进程。
首先，政府理念应该转换成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并非仅在创造新的产业，而是更多是在改造旧的产业。这种改造既是技术上的，也是观念上的。诞生于前三个工业革命中传统产业的管理思维根深蒂固，政府必须将科技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以理念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以制度创新保障和鼓励科技创新。创新的源泉在于市惩产业，传统行政色彩浓厚的治理理念不适用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创新，特别是在两次工业革命的交汇时期，管制型理念将会阻碍蓬勃发展的新业态，拘于传统的行政体制也会影响到创新的市场应用。
其次，要警惕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互联网和其它技术一样，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本身没有道德性，只有法律才能对其抑恶扬善，在技术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负面影响。国家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黑客攻击、互联网犯罪、未成年人保护等等，这些都是因互联网发展过于迅速导致的负面效果。仅依靠自律是不能解决的，这就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补位性和底线性立法来划清善与恶的界限。
最后，立法要保持战略性模糊。新产业和新技术势必会对传统利益和旧有法律提出挑战，政府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应该具有大局观和大势观，保持一种战略型模式的态度。一方面，避免草率立法对大势所趋的新产业产生不利影响，避免朝令夕改和政出多门的环境，应该允许新兴产业试错，如有必要，多进行一些促进性、补位性、原则性和底线性规定，而不能强制将新产业转变成旧产业，或者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以旧有法律来阻碍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要明确立法的总目标是促进产业发展，而不是保护旧产业的利益，新旧产业的冲突是必然的，政府应该保持战略性模糊，交由市场的优胜劣汰来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