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双碳目标下绿色复苏的经济影响研究报告》指出，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为主的绿色低碳复苏方案对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等同，甚至超过以化石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高碳复苏方案。
“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与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低碳转型并不对立，且存在共赢的可能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建良发布报告时说，但不容忽视的是，绿色复苏正面临就业结构和地区发展失衡的挑战。
清洁能源牵引的绿色经济复苏不弱于传统能源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
为快速提振经济，我国及时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促进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正值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长期的排放锁定效应，现阶段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方案会对未来几十年的碳排放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坚持绿色复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的必然选择。
报告显示，后疫情时期绿色复苏可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赢。短期内，以发展清洁能源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为主的低碳绿色复苏情景，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与发展传统化石燃料的经济刺激情景相当。
报告指出，与传统高碳复苏情景相比，低碳复苏和低碳数字经济情景的拉动效应增加0.3%-14.8%；而就业拉动效果亦略高于传统高碳复苏情景。因此，经济的快速复苏与中长期的低碳发展并不对立。“经济复苏策略应与中长期气候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统一。”
结构性问题或将加剧经济不平等程度
报告强调，尽管就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体量而言，绿色复苏能实现经济和低碳的共赢，但结构性问题仍不容忽视。
因低碳数字经济情景的就业拉动效应主要面向高技能人群，其为该群体创造的就业机约是传统情景的1.7倍。而在疫情中受影响更大的中低收入劳动者，受绿色复苏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弱。
值得注意的是，绿色复苏方案对我国经济体量和就业拉动的同时，还需近1亿人(约初始就业人口总量13%)跨行业就业，这其中96%以上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技能劳动者。这就意味着，在绿色低碳情景下，跨行业就业门槛和技能瓶颈可能导致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剧。
2021年7月，中国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契机、困境与出路》研究报告指出，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期间面临着重污染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等困境，此举可能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
鉴于此，在推动绿色复苏过程中，应更加关注中、低收入群体和技能人群，从而保证转型的公平性。在经济、就业和环境三方面正向协同下，强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社会公正转型，以提升经济系统韧性、实现复苏与绿色共赢。
切忌“一刀切”
“碳达峰碳中和不能够以牺牲经济社会发展为代价，而是要实事求是、科学稳步推进，尽可能保障就业结构和地区间的公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部长、能源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研究员景春梅表示。
景春梅认为，能源转型是可再生能源逐步发展壮大、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和被替代的过程，也是一个地区或行业利益重大调整的过程。“高碳、高耗能行业，以及煤炭、煤电的退出可能会给地方带来税收与就业机会的减少，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景春梅看来，在碳达峰碳中和已成既定约束条件的当下，平衡减碳与发展的关系应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来着手。
从中央层面看，应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允许不同地区实现梯度达峰。如东中西部可以在地区上有先有后，在产业上有保有压，最终在全国层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从地方层面看，一要精准施策，提高管理的科学和精细化水平进行精准减碳。地方政府在实施“双控”的过程中，首先控的是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不能一刀切搞能耗总量控制，将可再生能源发展也限制在一定空间内；
二在控总量的同时也要控单耗，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或者伤及产业链的供应安全。地方政府在调整产业结构时，要对企业的效益、能耗强度、碳强度，以及在产业链中的作用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精准施策，避免一停了之、一关了之；
三要腾笼换鸟、有序实施煤炭减量替代。虽说西部地区可以被允许稍晚实现碳达峰，但仍要不遗余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如果遇到煤炭不能马上替代退出的情况，应延伸煤炭的产业链，做好煤炭的精深加工，提高转化率、提升附加值。
四要探索煤炭产业与可再生能源的耦合发展。目前，部分地区将煤化工和氢能产业耦合，利用当地比较丰富的风光资源进行可再生能源制氢，即用绿电制绿氢，再将氢气导入煤化工工艺过程，用氢气替代焦炭作为还原剂往下延伸产业链，就可以实现对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