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需情况看，中国的粮食自给没有问题，但这是一种弱平衡。我们看到，中国的耕地正在被侵蚀，18亿亩耕地的红线能不能保住、能保到几时都让人充满担忧。此外，在公民选择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长期低廉的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已不能让农民安于土地、安于种植粮食。显然，过低的粮食价格极可能影响我国粮食安全。这一点中央政府不单承认，还有意逐步加以理顺。在当下对通货膨胀仍有较多担忧的情况下，提出逐步理顺粮食价格，显示出粮价在粮食安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仿佛又回到了“饥饿时代”，去年以来，全球频发粮食危机和由此引致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动乱。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称，已有37个国家爆发粮食危机。拉美国家海地总理在饥饿国民的指责声中下台；从莫桑比克到印度尼西亚，从科特迪瓦到塞内加尔，到处都有饥饿人群走上街头示威。在埃及，在喀麦隆，粮食引发了示威和暴力冲突。7.5万名墨西哥人走上街头，抗议玉米饼等涨价。在越南，农民开始拿起猎枪日夜守护庄稼。巴基斯坦和泰国更是已派出军队来保卫农田和粮仓。发达国家也受到影响：粮食自给率只有40％的日本，有些超市出现了部分食品断货情况，这是40年来该国第一次面对食品短缺危机。
短缺背景下，价格飞涨。截至今年2月底，过去3年国际小麦价格上涨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83％。3月至4月两个月，国际大米价格猛涨75％。与现货市场的紧俏一样，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期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粮价高涨时，世界粮食储备却直线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够维持53天，远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而国际公认的安全储量是至少满足70天的需求。
那么，中国呢？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拥有九亿农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让世界震惊的伟大改革，“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给中国农业新的希望。但，近30年过去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却放弃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城市当民工。
家乡的麦苗地在荒芜，有的已经被高楼大厦所替代。农民的种粮意愿大幅削弱，转而追求身份的转变，其内因是什么？中国的粮食产量尽管在递增，但远远赶不上正在增长的需求速度。
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着泪水给国务院领导写信：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个基层干部的泪水揭示了中国农业的险境。
2008年7月初，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安全”已经成为极具分量的字眼，危机感似成燃眉之势。
那么，什么因素使危机集中爆发？中国应对之策透露政府对农业问题怎样的决心？未来解决中国粮食危机的关键“棋子”该往什么方向走呢？
危机根源
粮食，作为一种商品，价格的飞涨直接反映其供需关系。安信证券的尤宏业认为，对于粮食这类大宗产品，用供求来解释价格变化，在理论上是最合理的。从全世界范围来说，粮食供给短缺已经是个事实。
中国和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人口急速增长的同时，粮食产量增速明显滞后。而粮食产量“跟不上”的根本原因是耕地的下降以及总产量的增长缓慢。
埃及，素有“尼罗河粮仓”美誉，70年代以前是粮食净出口国，70年代开始改为粮食净进口国，现在，埃及的小麦自给率只有60%、玉米为56%、食油为61%，埃及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之一。是什么原因使埃及由净出口变为净进口呢？人口增长偏快、生产条件下降、自然环境逐步恶劣、农业技术无法得到快速提高等因素是主要原因，同样，印尼和印度等农业资源较好的国家，也因为此，也由粮食净出口国变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世界人口不断增长是引发需求大增。据预测，到本世纪中期，全球人口将达90亿。除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需求的“长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的加工食品占食物与饮料的80%。除了口腹所需，在原油价格高企的年代，粮食被转化为能源。将食物转化为生物燃料，使得对粮食的需求急剧扩大，成为“吃”粮大户。世行报告认为，从２００２年到今年２月，一揽子粮食价格涨幅达１４０％。其中，美国与欧盟大力开发生物燃料对粮价上涨的“贡献”最大，相当于推动粮价同期上涨７５％。该报告指出，目前美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生产生物燃料，欧盟则有大约一半植物油用于生产生物燃料。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口与耕地的关系极其关键：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这意味着中国农业耕地面积的减少将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和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的不稳定。然而，从2003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已从0.095公顷减少至0. 093公顷。耕地面积的大幅快速减少必然使得供给出现大幅萎缩。
除了耕地面积的减少，“民工潮”高涨反映的是种粮意愿的大幅削弱。农业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及种植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后果。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模仿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之路也让良田变成了城区。中国的城镇化之路，不仅让农田上耸立起了高楼大厦，也让中国农民队伍开始躁动。
另一个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农民躁动的根源。
安信证券的尤宏业密切关注了中国粮食价格政策20多年来的几次剧烈波动。他的研究报告显示：在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粮价经历伴随政策逐步放开、收紧，及完全放开。
资料显示，1985 年，我国粮食取消统购统销，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实行自由购销。我国的粮食政策开始由原来的统购统销改为定购统销和议购议销“双轨”运行政策。粮食价格形成定购价格和议购价格的“双轨”机制。
到20世纪末，1993 年2 月，国务院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实行“统一政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粮食价格改革原则，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分开价格。同时取消了40 年的粮食统销。
但由于通货膨胀影响，这项放开粮食价格的重大改革没能继续进行下去。1994年、1996 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同时制定了粮食保护价；1997 年的“四分开一完善”、1998 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实际上又恢复了粮食价格“双轨制”。国家对小麦、稻谷、玉米等品种实行保护价收购。
进入21 世纪，粮食价格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2001 年，江苏等8 个省市率先放开粮食市场，逐步拉开了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序幕，2004 年开始，国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但在市场价格阶段，国家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对小麦、稻谷等品种在部分省市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政策是需求的内生性因素决定的，尤宏业认为，导致价格波动的因素无外乎供求紧张因素，通货膨胀因素（包括通胀造成的生产资料、流通加工环节的涨价和农民的惜售心理），国家不合时宜的粮食政策。而以上中国粮食政策的现实波动就足以解释中国粮食价格波动、中国农民队伍波动及种粮意愿波动。
专业人士认为，供需和粮食价格的未能最终彻底市场化是导致中国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观点上，专业人士的分歧并不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