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低价战略”的思维现在已到了拐点，必须重新思考。主张“低价战略”的人所依据的逻辑是：能源（特别是电、油、煤、气）既是生产性资料也同时是生活资料。支持低价战略的另一个逻辑依据是社会稳定。因为日常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对富人不是问题，而对穷人则会带来压力，太多的穷人消费不起能源，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其实，对哪些地区的哪些人群而言，什么样的电、煤、油、气价格，才是超出了支付能力的价格，需要精确、细化的数据。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中国能源的现状：
首先，我国境内的主要能源储藏（除了煤炭以外）已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了，而维持低价格实质上是鼓励能源消费，推高对外依存度。其次，我国从国外进口能源，包括“走出去”开采能源，已经出现了有钱买不到的情形，而这种“中国溢价”的局面很可能是结构性、长期性的。第三，我国与能源资源开发相关的地质、水环境、空气质量等问题，已经很严重。受影响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总得有人为缓解这些压力而埋单吧。要节能减排，就必须依靠能源价格这根杠杆。价格水平与消费者节能的意愿是成正比的。虽然不是说能源价格越高越好，但排除能源价格可以走高的选择，显然不利于实现节能的目标。
其实，我们从事政策讨论时有基础相信我国消费者的理性。例如，大米是生活必需品。我国选择把大米等农产品价格放开的时候，显然也有深加工的农产品跟着涨价的忧虑，也有穷人买不起米吃的顾虑。但最终还是迈过了这道槛。为什么能源价格就非得那么矫情，需要从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高度受到保护，维持一个低水平？问题的实质不全是价格的高低，价格形成的可信度同等重要。可信度的问题解决好了，高价格的社会影响也就更容易应对了。
我国已经开始实施节能减排政策。这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利益。当然，这个政策方向，需要较长时间的坚持，才会有效；需要避免出现为了达到节能减排目标而扭曲产品价格机制的情形，才不至于出现反弹。与主要能源消费国相比，就在生产领域所采取的能源政策工具而言，我国与别的国家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国际上流行的能源政策选择，在我国的能源政策中也能够找到。但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方向是：将抑制消费作为政府能源政策的重要目标。其实，“抑制消费”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一部分，特别对石油而言，在我国学术研究层面，已经被看作是与“立足国内”、“开拓国际”、“建立储备” 同等重要的四驾马车之一。
政府的能源消费政策有必要给个人消费者发出有利于诱发抑制能源消费量上升的信号。这些信号包括：价格、法制、法规等方面，而不能停留在提高对可能出现的能源危机的忧患意识层面。为什么必须激励个人抑制消费？这是因为我国在经历城镇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的过程。而一个城镇居民所消耗的能源量至少是一个农村居民的四倍。在生产领域抑制能源消费，存在一个市场自身的竞争机制，这样，节能降耗比较容易找到动力。而在个人能源消费领域，需要靠政府在通过经济和法规渠道进行诱导。
